这是我们讲述的第1113位真人的故事

我是张老酥

@两岸同舟

，1986年出生在台中，现在大陆生活。

2008年，我第一次踏上大陆。因为从小在台湾长大，对大陆都不太了解，直到那年

来到大陆后，见识多了才醒悟，原来自己的祖国是这么的强大。

我们家是中医世家，爷爷是第6代中医，在清代时期举家来到台湾省定居。一直以开药铺为生，生活还算稳定。

父亲祖籍广东，母亲祖籍福建，所以我们称自己为客家人。在台湾客家人的群体比较少，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几。

家里只有我和妹妹两个孩子，在我上中学前家境还不错。父母亲在台中经营几家药铺，攒了一些家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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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为了挣更多的钱，父亲又投资开了几间药厂。但由于没有办厂经验，投资失败，家道中落。

1999年的时候，家里本来还有一间工厂维持生计，可祸不单行，那年发生了9·21地震。那次地震是台湾南投20世纪末发生的最大的地震，震级为里氏7.6级。

父亲的工厂正好处于断层上，地震前后一直下很大的雨，造成厂房倒塌，中药材全部被雨淋。父亲组织工人进行了抢救，机器没啥事，可中药材全部不能要了。

这次地震对我们家来说不只是雪上加霜，更是灭顶之灾。

从那以后，父亲以及药铺的生意都是一蹶不振。因为有人上门讨债，家里经常吵架。没过多久，爸爸和妈妈就离婚了。

2001年我考上了当地高职的汽车修理专业，可读了1年，学费都成了问题。为了不给父母增加负担，高一结束我就选择辍学去打工。

因为高职学的是汽车修理，所以16岁的我进了当地一家汽修厂做学徒，包吃包住，每月工资1000多元。

每天的工作就是换轮胎、机油、搬电瓶、拆引擎等这些苦力活。

那一年，我和东南亚、印尼、泰国、菲律宾来台湾的打工者一起同吃同住，

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一样的生活。我觉得这样下去没有出头之日，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必须读书。

于是在汽修厂干了一年，存了点钱之后，2003年我重新回到了之前的学校继续学业。

从那时起，我坚持白天上课，晚上去餐厅、便利店、铁板烧店打工。因为年龄小工作能力不足只能找到这样的工作，生活常常是捉襟见肘。即便如此，我也再没有和父母要过钱。

本来之前读高职是为了毕业之后赶紧找工作赚钱，为家里做贡献，可边读书边打工的经历，让我明白只有读书才能增长技能，才能活下去，知识改变命运是自己唯一的出路。

所以我决定继续求学，于是高职毕业我报考了远东技术学院的自动化专业。那时候想的是要掌握一门技术将来才能生存。

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为我打开了一扇窗，让我这个理工男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。

因为经常参与学校的各种社会活动，我对人文科学有了新的认识，也懂得了一个人不需要拘泥于自己所学的专业，可以多方面拓展。

我还是很幸运的，当时就读的远东技术学院，是一个专科学校，可到了2009年毕业的时候，学校升级为远东科技大学，毕业证升级为大学文凭，这为以后读研奠定了基础，也成为我去北大读博的敲门砖。

大学时期，我看了很多关于资本的书籍，就对整个社会的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2008年亲眼目睹金融危机对台湾的影响，很多工厂停工，工人失业。我熟悉的自动化专业优秀的工程师也被工厂遣散，台湾百姓的生活陷入到了水深火热之中。

火车站、汽车站、地铁站到处都是露宿街头的人。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资本对人的影响，台湾的发展停滞了。可我从多方面渠道了解到，大陆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那时候两岸关系比较和谐，台湾同胞可以去大陆探亲访友，我也很想走出台湾，去大陆看看。

当时我正读大三，并且在学生会工作，还担任系会长。2008年的时候，作为优秀学生代表，我有幸被选入大陆的参访团，这一次为我打开了了解大陆的一扇门。

出发前，同学朋友来送我，给我凑钱，让我买吃的喝的，不要饿着。在他们有限的认知里，大陆还停留在贫穷落后的阶段，我此去要做好吃苦的准备。

就这样，在2008年奥运前夕，我带着朋友们对追寻社会主义理想的所有寄托，以及我自己求索的使命，登上了前往大陆的航班。

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人生前景即将实现的那种兴奋还有紧张，以及伴随飞机起飞离心力的乱流所产生的不安。

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，是从澳门拱北口岸到达广州。

我记得当时广州塔正在建设当中，我们参观了中山纪念堂、农民运动讲习所，还参观了烈士陵园、黄埔军校……之后又去了河南历史博物馆，最后来到首都北京。

在北京，我们参观了故宫、中山公园、人民大会堂、天安门广场和刚刚落成的鸟巢。

看着大陆到处都是雄伟的建筑，宽阔的马路，我的内心非常震撼，原本对大陆的憧憬变得更加深刻。

我相信自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，值得追寻的道路，因为我在大陆老百姓的眼里，看到了对美好未来的期望和愿景。

这次大陆访谈一共14天。从广东、河南、北京，然后又回到台湾。大陆之行让我不仅了解了真实的历史，也看到了很多新鲜的事物。

因为台北的城市很小，没有大规模的城镇，东西南北一个小时就可以走完。到了北京我才知道，原来中国有这么大的城市，这么多宏伟建筑，开车2个小时都走不出一个市，这对我是极大的震撼。

而且大陆是一个多元化的氛围，不同的城市有自己的方言和习惯，但整个社会是兼容的，和谐共存。

当我回到台北之后，把自己亲眼看到的大陆向同学和朋友们描述，他们都既惊讶又很疑惑，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为什么他们的认知是错的。

这次大陆之行，让我对之前的人生规划有了新的思考。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

为了探索更多未知的领域，2009年大学毕业我选择了继续求学。

因为我想了解自己国家更多的历史，研究两岸文化，所以跨领域选择了金门大学国际事物专业，主攻大陆研究。就这样，我从一个理工男转变成了文科男。

选择金门大学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因为它不仅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在学术交流方面和厦门大学非常密切，在那里可以接触到更多大陆的信息，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，更好地了解大陆。

从金门大学回台湾要坐30分钟的飞机，可去厦门坐船只要30分钟，这样的便利条件正是我所期望的。

研究生阶段我经常和同学坐船去厦门玩，认识了很多大陆朋友。在学术方面我也正式进入两岸关系研究的圈子，可以更专业、更准确地描述两岸关系。

2012年服兵役前后，我有了很多的社会历练和经验。但有些问题在台湾找不到答案，因为我想追求更高、更广的知识面。

那时候，我的目标已经很清晰，所以我来到了北大的台湾研究院深造。因为我的理论基础扎实，实践经验丰富，面试、笔试都很顺利，2013年我来到了北大读博。

进到这个顶尖的学府，接触到了更多优秀的人，在这里有人思考，通过知识来解决社会问题，做到了知行合一。一路走来，无疑我是幸运的。

在北大读书的时候，我一直想去西部支教。因为2008年来中国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大学生朋友，从他们那了解到大学生会去偏远的地方支教，我看过他们拍摄的照片，也帮他们写过卡片。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
于是，来到北大读书后，我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支教的流程。据我所知，在我之前，没有台湾学生参加过内地的西部计划支教工作。

在申请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它的要求不低，而且非常有趣。因为自己的身份特殊，我陆续写了7万字的材料和报告来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目的。

后来通过老师协调，一年多以后，我的支教申请才批了下来。后来我的行为被记录在台胞工作报告中——鼓励台胞参与支教工作。这让我非常欣慰。

当时大家都很好奇，我为什么要去西部支教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其实并不复杂，因为

我的初心就是希望和我认识的大陆青年一样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点贡献，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北大有自己帮扶的省份和地区。2014年我们支教团队从北京出发，一路运送帮扶物资先到达河北阜平，然后又去了云南、西藏、新疆、青海，每一个地方逗留10天左右。

最后到达了我的支教地——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大阪市。在那里我渡过了1年快乐的时光，也感受了大陆百姓的纯朴和善良。

直到今天，工作累的时候我还会去那里待上几天。

内蒙支教团一共派了4个老师，我们先在呼市培训了一个星期，然后去的赤峰。

我记得当时教的是初一5个班的地理，初二5个班的历史。学生平时都是住宿，老师不仅要代课，管理行政事物，还要照顾学生的生活起居。

支教期间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，让我久久难忘。

因为是一边读博一边支教，所以去内蒙的时候我带了很多书籍。记得有一天带学生跑完操，我把书放到宿舍门口，然后去做别的事。等我再回来的时候，我发现书没有了，然后就去找校长。

校长经过调查，发现是学校帮工的阿姨以为是没用的，拿去烧火了。当我跑到厨房的时候，书已经烧了一半，我只抢回了一半。

当时我哭笑不得，后来就想明白了，在城市觉得书是很重要的，可是对农民来说，有些人还没认识到知识的力量。

办公室里都是女老师，因为我的台湾普通话让她们觉得很温柔，经常会窃窃私语。她们说这个张老师讲话很娘娘腔，我听到以后就赶紧开始学内蒙话。

后来有次学生打架，我很严厉地训斥了他们，那些女老师才看出我也会比较凶，又说：“哦，原来张老师不是娘娘腔”。文化的差异让我觉得非常有趣。

学校有4个校长，有一个副校长专门分管学校后面的大棚。春天的时候有村民来帮着种菜，到了夏天，老师还要带着高年级的学生去采摘回来吃。

秋天的时候，老师要带着学生一起收菜，有一个帮厨的大爷会切几十缸的白菜和芋头腌制，够学生们吃半年。

春天带学生种地，夏天带学生采摘，秋天带学生腌制几十缸咸菜，冬天零下30度，值周的时候，还要早上6点起床带学生在操场跑步……支教生活过得非常有意义而且充实。

在物资运送考察和支教的过程中，我跟当地的老百姓进行了深入地交流，还帮牧民刷过墙。

我记得当时内蒙农村有一项十个全覆盖的工作，就是到最基层的嘎查村去帮助农牧民精准扶贫，我参与了当时的建卡工作。

虽然对于整个国家而言，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，但是我曾经参与了一线的努力奋斗，从城市到乡村，从内地到边疆，我认识到在这一片土地上有非常多的可为之事。这些事情对于我的人生成长有很大的帮助。

在北大读书期间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。当时有一个学弟叫林彦辰，他的爷爷在台湾呆过。我就和他说有没有机会可以一起去他的祖籍地看一看，就这样揭开了半张弦谱的故事。

后来通过我们认识的媒体朋友，对这件事情进行了内容挖掘，最后形成一首脍炙人口的，台湾同胞回到祖籍寻找到亲人的流行歌曲——《同唱一首歌》。

这首歌在台湾青年中被广泛的传唱。其实我们能看到台湾同胞的祖先，不论本省外省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大陆，就算是台湾的山地原住民和平地原住民，他们也是古越移民，也是来自于大陆。

年轻人寻找祖籍的回乡谒祖，接续族谱，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要去哪里？这些疑惑都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答案。

因为支教和参加社会活动带给我很多感慨，2016年北大毕业之后，我更加注重实践。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关于两岸文化的介绍，之后在北京的培训学校讲课，从事的基本都是媒体相关行业。

多年从事媒体工作，让我喜欢上了这个行业。我从理工科直接跳跃到国际事物，这种跨领域的研究，既拓宽了知识面，也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。

现在我每年都会从台湾带年轻人来大陆参观学习，或者短期生活，让他们自己慢慢地了解大陆，然后再创业或者找工作。

我给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让他们更好地适应大陆环境，这是我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事。

2017年我自己也开始创业，都是和媒体相关的，目前发展了3个板块，公益、自媒体、智库。并且在2019年我受邀到华侨大学博士后岗位执教。

在过去的9年间，作为两岸关系的使者，我一直往来于大陆和台湾之间，参与了两岸很多的重要活动。因为在台湾出生成长，在大陆求学立业，我认为我是有发言权的。

马上就要40岁了，精彩的人生该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步我准备减少社会活动，专心在学术领域的研究，拿一些成果出来。再静下心来梳理一下自己的人生，写几本书。

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有志之士参与进来，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。

人只有献身于社会，才能找到短暂而又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。

【口述：张老酥】

【编辑：目成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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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真实人物采访

发布于：天津市